1848年的革命失败以后，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分崩离析，金融资本和信贷系统空前繁荣，巴黎经过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的重建，面貌焕然一新。 林荫大道上出现了不少家大型百货商店和时髦的咖啡馆；建筑师修建了许多巴罗克式的宅第和古罗马式的公馆；绘画成为装饰，轻歌剧取代了严肃音乐，文学作品只 被当作轻松的消遣供人阅读，而为后世所叹赏的艺术当时只受少数人的重视，几乎没有哪个人愿意拿出钱来给予资助。
当时最有名的咖啡馆——殉道者咖啡馆就坐落在殉道者街上，位于布雷达街和纳瓦兰街的拐角处。这家烟雾缭绕、声音嘈杂的咖啡馆，是米尔热、波德莱 尔或库尔贝等与官方的沉默或敌意反抗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人会聚的场所，上这家咖啡馆去的许多客人都觉得它的名称可以取得更加含蓄一点。
其中有位客人阿尔弗雷德·德尔沃在1857年写道：“如果除了殉道者咖啡馆，整个巴黎都被焚毁，那么，只消使用咖啡馆中那些幸存者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建成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城，不过它的面貌就不会跟奥斯曼设计筹划的一样了。
殉道者咖啡馆是第二帝国时期最主要的咖啡馆。在19世纪50年代，它的客人们更加有名，那儿的侍者也更为忙碌，机敏乖巧的对答来得也比任何其他 场所都要迅捷。楼上和楼下的那两个高大、轩敞的房间里都点着闪烁的煤气灯，摆着讲究的长沙发和光亮的橡木桌，但是镜子、图片和镀金线脚、女像柱和人造花看 上去却并不怎么雅致，因为即使在殉道者街，要保持完全纯正高雅的艺术情趣也还是办不到的。
咖啡馆常客里，有像克洛德·莫奈那样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艺术家，也有像天文学家亚历克西·莫兰那样的怪人，他否认太阳的存在，但却试图通过允许 月亮的存在来平息一片哗然的舆论。还有一些青春已逝的模特儿和年轻姑娘，她们各个都有个暧昧的别名，比如“香烟”、“月光”、“煎蛋”和“白葡萄”。对大 多数的文学咖啡馆都不以为然的龚古尔兄弟写道：“殉道者咖啡馆就像个下等酒馆，是一些软弱无力、言行不一的人汇集的洞穴，这些不知其名的大人物和不少波西 米亚小报记者，都尽力想要在那儿拾到一枚新的五法郎硬币或一个陈旧的念头，而受到他们辱骂的那些人却不得不沉默寡言，努力工作，在孤独中奋战、生活和死 亡。”一名警长在听到这家咖啡馆发生的一次决斗时对法国元帅博斯凯说：“假如哪个人在那儿侮辱你的话，你就必须拨出刀来把他一下子结果了！警察是决不想进 行干预的！”
法国人都知道，这是第一家可以看到真正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咖啡馆。当夜幕降临，咖啡馆里明亮耀眼的枝形吊灯的灯光，常会射到容貌丑陋、留着胡子 的亨利·米尔热的秃脑门上。米尔热会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喝着提神的咖啡，他旁边坐着的可能就是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他像个农民那 样慢吞吞吃着东西，时而忽然发出一阵大笑，随后激烈地发表一通带有狂热社会主义观点倾向的议论。
在这张桌子边上，很可能也坐着神情忧郁的夏尔·波德莱尔。他当时的外表引人注目，戈蒂埃在《回忆波德莱尔》中写道：他头发乌黑，有几绺罩在奇白 的前额……眼睛颜色如西班牙烟草，深邃而且炯炯有神，显得过于专注……唇部曲线有如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中的笑容那么富于魅力，还带有冷讽的意味。 他的鼻子细巧、高雅，有些拱曲，鼻孔颤动着，似乎总是闻到一股淡淡的芳香……令人想起他的名句“我的灵魂在芬芳中飘荡，犹如他人的灵魂飘在音乐上”！他上 穿朴素闪亮的黑外套，下着栗色裤子、白袜、精致皮鞋。整个来说，衣着外表无懈可击，而且几乎带有一种英国式的简洁风味。他身材瘦削，样子潇洒，头发理得光 光的，好像正准备上断头台，默默想着他所欠的债务或是对《恶之花》的起诉。
1842年，波德莱尔在前往印度的旅程中途落船返回法国巴黎，之后的四年中，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有一部分后来收录进他最著名的诗集《恶之 花》中。这个时期诗人的创作仍不稳定，太多的幻象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像四处滚落的水珠仍未汇聚成流。1848年至1851年，诗人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在革命 与起义中，从现有的资料记载中不难看出，波德莱尔在政治方面十分稚嫩。
《恶之花》出版后不久，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法庭处以波德莱尔三百法郎的罚款，并勒令从诗集中删除六首主要的诗，当时的法国文坛对此事件的 看法一分为二，只有少部分人站在波德莱尔一边。1861年，《恶之花》再版，除去那6首诗外，并加入新诗35首。同年12月，波德莱尔被提名为法兰西院士 候选人，波德莱尔于次年2月拒绝。
19世纪40年代曾在像莫米之类的咖啡馆里见过面的米尔热、库尔贝和波德莱尔分别代表了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可是因为多数其他咖啡馆的常客对革命并不像对冰冻甜食那样关心，所以这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注定毫无意义。
在那些定期或偶然上咖啡馆去的客人中，有些人一开始就试图把艺术从当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泰奥菲尔·戈蒂埃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包括热拉尔·德· 奈瓦尔在内的一些朋友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组成了一个艺术团体，在他们那位于杜瓦耶纳街的工作室会面。不少浪漫主义作家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类 似的私人文学团体，但是戈蒂埃和他的朋友却爱把自己设想成是一些“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人”；巴尔扎克在1830年描写他的杰作《幻灭》的第二部“外省大人 物在巴黎”的场景时就已经使用了这个词语。
尽管戈蒂埃大概会不时朝殉道者咖啡馆里面瞅上一眼——他一度短期住在几间门面以外的纳瓦兰街，但是他可能觉得其中的现实主义氛围不大舒适合意。 他的团体的宣言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理想观念使他们的工作完全脱离他们所蔑视的社会。戈蒂埃和他的许多文学友人在19世纪50年代一块儿喝酒 的时候，他常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20年前自己穿着红背心在浪漫派与古典派正面交锋时那种慷慨激昂的样子。
1850年7月革命后，巴黎开始显示出它年轻的兴旺发达的景象。街道被拓宽了，许多还铺了木头。马路两边不再只是坚硬的泥地，而是用碎石铺成的 人行道。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街边上，不用担心污泥溅到身上。煤气灯的使用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效应：城市的灯光。咖啡馆因为明亮的灯光、 宽大的平板玻璃窗而显得相当壮观。在林荫大道边那些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上层社会的人士坐在那儿看着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从旁边走过。民众开始逐渐离开了至 今为止名声仍不怎么好的王宫广场。在托托尼餐馆或是林荫大道隔开几个门面的里什咖啡馆，社会名流都常在那儿碰头会面。
所有这一切在波德莱尔看来，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新的天地。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少年的时候，就去拉丁区的那些并不上等的咖啡馆游逛，当时那儿仍是维 庸所熟悉的迂回曲折、肮脏不堪、灯光暗淡的街道，不过因为雨果住在那儿，所以对作家倒还不算有失体面。只有等到1842年，当波德莱尔由于成年获得一笔巨 款的时候，他才进入塞纳河右岸的上层社会，在那儿，他喜欢在自己的住处营造出一种异国情调，在房间里摆放着东方的香料，一架架镀金皮面的书籍、一瓶瓶装在 细长瓶子里的莱茵葡萄酒、柔软的东方地毯……这是他决定在文学咖啡馆里也保持的一种情调。
他爱挽着他的“黑维纳丝”让·杜瓦尔去咖啡馆。他的漂亮的衣服、拳曲的头发、尖尖的胡子使他看上去像一幅古代大师所作的画像里的人物。1837 年，在里什咖啡馆旁边开了另一家高级的名叫勒佩尔捷的咖啡馆，在上这家咖啡馆去的那群文人作家中，他会把那么来看巴尔扎克、缪塞、戈蒂埃或德·奈瓦尔的陌 生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在他的家庭于1844年只供给他每月二百法郎后，他就成了左岸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一名非正式成员，他分享着那些生活波西米亚艺术家的贫困和默默无闻的命运。